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，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、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，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近年来，长江非法盗采江砂活动频发，严重破坏国家矿产资源和水体生态环境，威胁到长江航运及堤防安全。2018年以来，贵池区检察院积极参与打击长江非法采矿行为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非法盗采江砂活动。在办理该类案件过程中，认为在一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一、行政主管部门履职需要多管齐下

从所起诉案件情况看：一是“一案多人”情形居多。非法采砂案件通常涉案人员较多，主要为长江沿岸附近的农民，其往往采用一体化运作模式，涉及采砂船主、货船船主、船上雇佣人员、中间介绍人、放风人员等。他们在非法采砂巨额利益驱使下，本着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思想，以血缘、地域为纽带，各自分工，相互配合，形成负责采砂、运砂以及销售的利益链条。二是作案方式手段规避监管。不少涉案人员有较强的反侦查意识，作案时间多选择在夜间，采砂地点不固定，雇佣专人在多地点监视执法部门行踪，交易时多采用现金结算，很少有书面记录，查获时在案证据集中于言词证据，客观证据相对缺乏，以致证据整体效力不强，加大了执法部门及时查处和有力处罚的难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水务、海事、公安等执法部门应从源头上强化行政执法的法律意识，在加大日常监管、非工作时间检查力度的同时，积极构建联合监管机制，实行常态化协同执法，从而形成合力，逐步达到治本的目的。

二、禁采区、禁采期应及时予以公告

2016年水利部关于《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采砂规划（2016-2020）》的批复中明确11个国家及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江段及荆江河段陈家湾至郝穴段、新厂至城陵矶段为禁采区（长江除了禁采区，还包括可采区、保留区，规划中也明确我省有9个可采区），并对长江禁采期进行了规定。国务院制定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规定：长江采砂规划确定的禁采区和禁采期，由省人民政府予以公告；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省行政区域内长江的水情、工情、汛情、航道变迁和管理等需要，在长江采砂规划确定的禁采区、禁采期外增加禁采范围、延长禁采期限，报省人民政府决定后公告。具体到安徽，仅有省水利厅于2007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关于长江安徽段水域严禁非法采砂的通告，通告明确我省长江水域严禁一切非法采砂活动，未经依法批准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我省长江河道内从事采砂活动。之后，并未对长江的禁采区、禁采期进行公告。考虑到在禁采区、禁采期采砂立案标准的不同，在法律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部分盗采江砂行为的打击。因为根据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，即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，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，法律不强人所难，如果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不能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，行为人即使做出了违法犯罪行为，也无罪。因此，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便成为主观阻却事由。以贵池区检察院办理的部分非法采矿系列案件为例，因为水利部确定的禁采区缺乏省级人民政府公告，使得盗采江砂金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的几名犯罪嫌疑人，从证据方面未能达到起诉标准。

三、矿产品的价值认定应进一步明确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：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，根据销赃数额认定；无销赃数额，销赃数额难以查证，或者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，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。盗采江砂过程中，江砂存在出水价、抵岸价、离岸价等不同价格，以及由于运输、销售地点的远近等因素，江砂销售价差距较大、甚至悬殊。且实践中，随着砂石的需求偏紧，非法获利的空间变大，一些不法分子为规避法律，采取无账目、无销售记录的方式作案，销赃价值更加难以确定。办案中认定标准不一，存在根据采砂工作原理、盗采模式入手确定不同的认定节点：如果采运双方未事前通谋，则以出水环节为认定节点；如果采运一体实施犯罪，则以抵岸环节为认定节点；如果采运销一体实施犯罪，则以离岸环节为认定节点。贵池区检察院在办理该类案件中考虑：事前存在共谋实施非法采砂活动的犯意，运砂与采砂不可分割，江砂运输到岸边并被砂商收购，其牟利目的才得以实现，运输、销售是非法采矿谋取暴利的必然过程，共同对矿产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，以抵岸价来认定矿产品的价值更客观。

四、船上受雇佣人员是否构罪应区别对待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：对受雇佣为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犯罪提供劳务的人员，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，一般不以犯罪论处，但曾因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受过处罚的除外。在非法采矿案件中，对受雇提供劳务人员，其仅起到提供体力劳力，对非法采挖的发生、结果并不起到关键和主要作用，不宜认定为共犯。但受雇人员在日常的采矿过程中对全案起着关键作用，应予以处罚。如何认定受雇人员的作用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分析评价：1.参与时间的长短，被雇佣之初是否就认识到采砂行为的违法性；2.与主犯之间有无犯意联络，是否明知他人未取得采砂许可，仍为其提供开采、装卸、运输、销售等帮助行为；3.是否履行现场管理职责，自主负责实施采运及其江砂交接活动，对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得以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，是犯罪活动的直接联络者、运作者、实施者；4.是否多次逃避检查或者采取通风报信等方式帮助逃避检查。通过综合考量，确保不枉不纵，精准打击非法采矿犯罪活动，保护国家矿产资源。同时，要合理通过主从犯的认定来确定参与人员的责任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。（贵池区人民检察院 葛东凯）